1 叶剑英：在廉洁奉公上“以身先之”
1948年冬天，人民解放军发起了著名的平津战役。在战役进行过程中，叶剑英领受了接管北平的重任。1949年2月2日，北平和平解放，叶剑英同平津前线司令部及华北局、北平市其他领导人一起进驻北平。叶剑英在领导市政建设中，要求政府工作人员正人先正己，作为一市之长，他自己则率先垂范，克己奉公。
当时，叶剑英领导接管的旧北平市党政军机构的物资，在仓库里堆积如山。其中，有各种各样的高级家具，有成千上万件毛毯、被服，还有珍奇古董、名人字画等。一天，军管会物资部长童陆生报告叶剑英:“现在物资部分配得差不多了。我给军委机关分了一批东西，其中有些被服和办公用具，每个领导干部都分配一些，您要些什么?”叶剑英严肃地说: “我是军管会主任，又是市长，领导接管了这些物资，怎么能自己给自己分配呀?我不能搞特殊! ”
有一次，北平警备司令部副政委莫文骅向叶剑英汇报说: “警备部队守卫的一座仓库里有一批车子，可战士们一辆也没有动用。他们成天跑路，能不能给他们解决几辆值勤用车? ”叶剑英反问“批一些车子给他们，以便值勤，完全应该。可是，现在要东西的单位太多，我们军管会所属单位应该以身作则，起模范作用。宁肯咱们自己吃点苦，也要尽量把东西分给别的单位才好。我们之间的个人关系很好，但是权力不能私相授受啊!老莫，你说对吗? ”
叶剑英在廉洁奉公上“以身先之”，也要求下属这样做，决不许任何人“以身害之”，即使是小事也不放过。市政府有一个留用的旧职员，经常看戏不买票，戏院很有意见。事情反映到叶剑英那里，他指示有关部门进行调查，结果这个人还有其他腐化行为。于是，叶剑英果断决定将这个旧职员开除，并要求将此事登载在《人民日报》(北平版)上，以此为例教育更多人。
1949年10月，叶剑英担任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、广东省人民政府主席、广东军区司令和政委，同时还兼任广州市委书记、广州市市长、广州市军管会主任。叶剑英坚决执行党中央的既定政策，制定和实施了一整套切实可行的接管工作方针和政策，仅用了43天的时间，广州就基本完成了接管任务。
作为党和军队的重要领导人，叶剑英从不放松对子女的教育，长女叶楚梅对父爱记忆犹新。1946年，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。叶剑英亲自送女儿到部队，经受炮火的洗礼。她满怀深情地说，是他老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革命道路，使自己确立了为实现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的人生目标。叶剑英还常常通过书信督促教育子女，引导并鼓励他们好好地为人民服务，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。
2 陈云：管钱管物更不能搞特殊
1944 年，时任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的陈云（主任当时仍由贺龙兼任），主持着中共中央所在地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、供给保障工作。由于身体不好，出汗多，衣服烂得快，他穿的那套军装补了不少补丁。管后勤的陈清泉看到这情景，就打电话通知有关部门给陈云送一套新军装来。陈云知道后，立即把陈清泉叫去，非常严厉地说：“你是只给我新军装，还是给陕甘宁边区所有的同志都发？”陈清泉忙说明给他增发一套新军装的理由。陈云严肃地说：“现在不到发军装的时候，任何人都不能例外。你马上打电话撤销刚才的通知。”看到陈清泉脸上有愧悔之意，陈云缓和了一下语气，说：“老陈，我们是管钱管物的，如果搞特殊化，不按制度办事，那还怎么能管好全边区的财政？这制度还有谁去认真执行？”
1948 年底，东北全境解放。有的干部想给自己安排个好单位，也安个家，一时争房子、争汽车的风气抬头。作为沈阳军管会主任，同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、东北局副书记的陈云要找好房子住下很容易，可挑选的对象很多，花园洋房有的是。经过自选后，陈云连同秘书住在一所很普通的房子里，没有花园。这是国民党占领期间的交通银行职员住宅，是背靠背的两栋二层日本式建筑，面积不大。陈云住一栋，两个秘书各住另一栋的一层。陈云实际上也只住同样的一层，因为楼下一层是警卫员和孩子等人住的，坐的汽车也是接收过来的旧汽车。
建国初始，陈云主持中财委工作，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，经手钱财以亿万计，生活却十分简朴自律。那时，中财委办公处所的暖气烧得不好，冬天办公室里很冷，行政部门看到陈云经常感冒，便给他的办公室里配了电炉子，但他为了节约用电，很少用。他只开过几次电炉子，那都是在苏联顾问到他办公室谈话之前为苏联同志准备的。正是由于陈云的以身作则，中财委上下形成一种勤俭节约的风气。
有一年，11 月10 日左右，北京的气温骤降。周恩来去陈云那里，发现陈云正拥着棉被坐着办公仍抵御不住寒气。周总理看着于心不忍，马上表示特许这里提前几天烧暖气。陈云却很坚决地推辞了：11 月15 日供暖的时间是我定的，我不能破这个例。
3 任弼时：凡事不能超越制度
任弼时作为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成员，一生严格自律，艰苦朴素，他有自己的原则与规矩，也用这个标准规范家人、要求下属与身边的人。从他身上折射出的是共产党员大公无私、清正廉洁的本色。“一怕工作少，二怕用钱多，三怕麻烦人。”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建设时期，任弼时始终以“三怕”精神要求自己，约束家人。他再三强调：“凡事不能超越制度。党的干部尤其是党的高级干部更不能搞特殊。”刚进北京时，后勤部门为任弼时的住房修窗户花了点钱，他知道后很不安，一晚上都睡不着觉。他认为，在国家大业初创、人民生活非常困难的情况下，一分钱也不应多花。他的住房临街，办公室离马路只有二三米远，很不安静。有关部门为照顾他的工作和休息，准备让他搬到另一个住处。他说：“那房子住着一个机关，而我是一个人，怎么能为我一个人牵动一个机关呢？当干部的一丝一毫也不能特殊。”后来，组织上准备给他整修另一所房子，他知道后又拒绝了。他说：“现在国民经济正处在恢复时期，还是把钱用到工业建设上吧。”直到逝世，他始终住着原来的房子。
任弼时不仅严以律己，对自己的孩子要求也很严格，不许他们享有特殊待遇。1946年，延安生活条件艰苦，生活实行配给制，10岁的二女儿从老家湖南来到延安，她跟着管理员到仓库去玩，管理员看她非常喜欢一个粉色小本子就给了她。任弼时看到后非常生气，让女儿立即送回去，还说：“这是给领导人用的你怎么可以拿？咱们不能特殊化！”
任弼时经常向他的夫人陈琮英询问一些生活上的问题，比如伙食费是不是超过了标准，生活用品是不是按制度领用。他很少给孩子们买衣服，他让陈琮英把大人的破旧衣服做成小孩的衣服，大的穿完了小的接着穿，直到破烂得不能再穿为止。他经常对孩子们说：“吃了人民的小米，不能辜负人民对你们的希望，将来一定要为人民做事。”
新中国成立后，他的妹妹，想让他委托湖南省委给自己的丈夫安排个工作，任弼时拒绝了妹妹的要求，认真地对妹妹做思想工作说：共产党的领导是为人民做事的，不能谋私。
淡泊名利不搞特殊化，不向组织提要求，不为子女谋私利，是任弼时的做人准则。任弼时的次女任远征说：“父亲严慈相济，家训甚紧，影响后辈几代人。